新中国的航天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沧桑。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南昌东南秘密诞生。这里距省城仅5公里，最后名称叫国营320厂，对外称“洪都机械厂”。建厂初期有职工一万多人，是江西最大的工厂，由直属中央二机部领导。我有幸亲自参与了当年第一架飞机的制造。

利用原址 艰苦建厂

早在1935年，国民党“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后，就跟意大利合作，在南昌市东南角近郊，建造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按意方图纸建有几个机棚和一个八角亭办公楼，机器设备是从意方运来，人员各出一半。1937年，“八一三”淞泸抗战爆发，意方人员全部撤回。日军空袭了南昌飞机厂，飞机厂遭受严重损失，遂向大后方四川转移。经过一年多的艰辛辗转，于1939年在丛岭山沟“海空洞”里重新建立，改名“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并在那里生产了几十架木质结构的战斗机、教练机、滑翔机和运输机。日本投降后，该厂迁回南昌。1949年，国民党将主要设备和大部分设计人员运往台湾，人民解放军中南军管会接管了尚未带走的财产，如30台旧设备，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办公楼及一条1500米长的碎石跑道与指挥塔台，成立了“南昌航空站”，并与华东军管会接管的南京航空配件厂(即22厂)合并，将南京设备347台，物资1123吨，职工26人迁入南昌。

195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建设我国航空工业的决策。同年4月23日，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并在南昌旧址上建立新的飞机制造厂。

重工业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何长工，对党领导下研制第一架新型飞机十分关切。他是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摇篮”的功臣，是参加江西历次反“围剿”的战将。5月间，他来到南昌，点了江西省长邵式平的“将”，他充满豪气地说：“我党打响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是在南昌，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也要出在南昌啊！”邵式平欣然受命，向中央表示决心，立下“军令状”——亲自挂帅，一定要早日诞生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为此，中共江西省委庄严决定，成立以邵式平为主任，原22厂厂长郦少安为副主任的建厂委员会，着手开展声势浩大的建厂工作。

八方精英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来到南昌城下。这支庞大队伍中有经过战火考验和锻炼的干部，有来自南京迁移的工人和骨干，有大专院校毕业分配的学生，有部队转业的战士。建设者们为了共和国军队的强大，为了国家的安宁，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头顶蓝天，脚踏稻田、荒地、丘坟，有时身在水塘，睡觉摆地铺，吃饭在草棚，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以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豪迈气概，挑沙运石，平整坡地，抢盖厂房，安装设备，为飞机厂及早投入运行展开了4个月的挑应战竞赛。邵式平省长亲自督战，部署有关部门做好水通、电通、路通，并深入工地与干群同吃同住同劳动，促膝交谈解决问题。同时中共江西省委派正厅级的“清华”毕业生吴继周率领16人的省委工作组来厂帮助工作，完成任务后，吴继周任首任厂长，其他成员多数留厂担任基层领导。

兴办技校培训人才

要组建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业的创业大军，除了从上海、南京等地抽调大批老军工，严格挑选复退军人和手工业工人外，还必须在江西就地培养大批青年技工，以最快速度适应修造飞机的需要。当时，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大战役，打下了国民党从美、意、德、英、法等国购进的数百架飞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战役，打下了美帝五种型号的大批飞机，其中有400多架运往南昌修理，包括雅克18，雅克11，拉11，拉9，乌拉8型。因此任务极其繁重，急需大批技术工人。

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在320厂旁边兴建一所“江西省技术工人养成学校”，专门为该厂培养人才，由邵式平省长兼校长，吴继周兼副校长。1951年冬，学校派南下干部分赴全省各地、市招生。这年我14岁，正在家乡江西抚州市一家伞业作坊当学徒，已加入青年团，是全市手工业工会青工委员，被推荐参加考试。我记得当时考的是小学毕业的语文和数学。建国初期，文盲甚多，参加工作对文化层次要求不可能太高，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在筛选进入飞机厂工作的人员时，对其政治条件的要求非常严格。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青年团员，政审关很顺利通过。全市约有70多人被录取，每人发一件过冬的新棉衣，大家于12月初乘坐大篷车，行程100公里，来到南昌新溪桥旁，我被编入车工班，任副班长。全校约1000名学生陆续从各地汇集后，就开始建校劳动，每天修马路，填水塘，盖房子，后来就安排上午学《车床工作法》、《机械制图》、《语文》、《教学》等，下午就到飞机厂各车间实习，跟南京来的师傅学技术。那时我实习的车间范围很大，机器很多，车床、铣车、铇床、插床样样齐全，有机械化的，半自动化的，也有手工操作的(如钳工)。

与此同时，技校的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虽然条件艰苦，可精神却很充实，既严肃紧张，又团结活泼，处处洋溢着欢乐友情。我们经常整队去飞机场装配车间参观，星期天还到飞机场过团日，请驾驶员讲解飞机性能和零部件知识，还轮流带大家上飞机作飞行表演。

由于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学校便将原定的二年学制，改为提前一年考试结业，所以大家在1952年冬全部分配到320厂各个车间上班。而学校又派人员分赴全省各地招收第二批、第三批新生入校，为厂里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人才。后来该校升格为中专学校，进入新时期后，升格为航空工业学院，成为江西省高等学府中的佼佼者。

借鉴资料精心设计

1952年底，我国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从1953年起，拉开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帷幕。当时提的一些口号是：“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我国引进的外资，也主要来自苏联。“老大哥”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成了“一五”期间的基本内容，其中320厂飞机制造业便是首批主要项目。1954年经过中苏谈判，苏联派了大批专家和老工人来到我国帮助建设，其中有50多位苏联专家被安排在320厂帮助指导。由于我会打算盘，字写得好，又爱好政治宣传，被分配在80车间当计划统计员兼墙报宣传员，每天都与“老大哥"打交道，星期六晚上还要去专家大楼陪跳交谊舞。记得有一次，大楼失火，很快，专家的生活用品就化为了灰烬。我国政府就马上派人去苏联购买，回厂后予以赔偿，还在距工厂5公里的南昌胜利路腾出一栋楼房给专家住，并安排每天用厂里大客车接送。

1954年4月1日，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代局长王西萍奉中央指示，电令320厂率先试制整架雅克18型飞机。电文说：“根据你厂发展现状及空军建设的需要，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批准你厂提前生产雅克18初级教练机的制造计划，并保证在本年内生产10架。”吴厂长接到电令后喜笑颜开，夜不能寐，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和布置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会上，干部们兴高采烈，为有机会参加第一批飞机制造而自豪。但也有些设计人员却陷入了深思：共和国建立不久，飞机制造业是个空白，图纸、技术、设备、零部件都是无从谈起，技术人员和原材料也是空缺，原计划在1955年第三季度实现飞机上天，现在要提前一年完成试制任务，谈何容易。面对这一系列困难，厂部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文件，提高思想认识，一方面专门成立了新品试造委员会，由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郦少安任主任委员。他派人与苏联联系，将苏方雅克18型飞机的成套图纸资料借来，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采取理论模线和标准样件工作法，即借鉴苏联的飞机资料，绘制全机各部件的模线，设计出自己的标准样件，并对飞机全套2653份图纸逐页进行检查和校对。在此基础上新描绘17个系统1067份图纸。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的一些青年设计人员，面对这么多的算式、数据和图纸，深感自己的知识远不够用。为了及早设计出新中国自己的飞机，他们夜以继日，一边工作，一边刻苦学习俄语、数学、力学等知识。同时为了计算数据，他们整天泡在设计室里，进行枯燥而繁杂的运算。对此他们深有体会地说：“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只有老老实实，严谨务实，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展开竞赛昼夜制造

那时国家急需初级教练机，320厂除完成当年10架雅克18机外，还必须考虑批量生产后的发展规模。这就需要把视线放宽放远，把试制、扩建、技改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国家先后向320厂投资了6318万元，苏联也陆续运来一批最新设备和技术资料。在这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大好形势下，厂党委立即向全厂职工进行广泛动员，在“为制造祖国第一架品质优良的飞机而奋斗”的口号下，全厂上下众志成城，开始了紧张的整机试制工作。各个车间、科室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劳动竞赛，车间内部各个工段、班组之间也掀起了你追我赶的应战竞赛热潮。为了充分利用机器的运转效率，厂部规定各车间第一线系统实行“三班制”作业，做到人停机不停。

我所在的80车间是生产飞机活塞和各种精密螺丝、螺帽的零部件车间。我做的工作，就是每天上午9时前，统计出头一天三班作业的生产进度，向车间苏联专家办公室汇报。专家要求极严，书写的阿拉伯数字必须符合国际规范，否则会遭到严厉训斥，开会若迟到一分钟，要罚站在门口旁听。开会无人发言，就规定：“按顺时针顺序发言”。不过专家也有“动情”之处，有一次我受电影影响，用蘸水笔笔尖捆绑在长鹅毛上写字，专家看见就停止脚步，注目凝视，口里喃喃地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俄语，我当时吓了一跳，不知何故，担心闯了大祸，影响中苏团结。后来翻译笑着告诉我：“老大哥说，看见你用这种鹅毛笔写字，他想起了当年苏联大诗人普希金写诗的情景。”在明白“老大哥”是有感而发后，我才松了口气。

在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日子里，后勤部门为支援第一线，也开展了竞赛活动。食堂把饭菜挑进车间，小卖部也把零食送进车间，文化宫、图书馆、俱乐部、电影院、灯光球场更是全天开放，周末舞会就在四个大膳厅同时进行，使下班工人得到充分娱乐和休息。我记得南昌市京剧团每到星期日白天，都会来320厂演出。更难得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谭富英也来厂影剧院同台慰问演出。梅兰芳来南昌演出时，厂里苏联专家还都携夫人去观看。在这段竞赛日子里，我们感到的不是过分劳累，而是度过了终生难忘的美好时光。

试飞日子 领袖祝贺

飞机零部件紧锣密鼓完成后，进入初装和总装的攻坚阶段。装配车间夜以继日地开展紧张的劳动竞赛，型架车间组织了技术攻关小组，连续九昼夜土法上马，解决了最棘手的机身骨架难题。在飞机部件装配过程中，发现外翼、机身和铆接技术问题最多，车间主任朱春芝便把铺盖搬到了车间，一再表示，不攻下此道难关决不下一线，许多职工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连续30多个小时不下生产线。后来，劳动模范汪有财经过反复试验，从1954年6月9日初装，到6月28日总装，仅用了20天时间，就攻下了飞机起落架收放时贴面达不到要求的关键难题。通过静电检验，证明飞机的强度满足了设计要求，可以交付试飞了。7月3日下午5时15分，试飞员段祥禄与刁家平驾驶第一架中国自制飞机，在飞机场首次升空试飞。这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飞机场上空荡静谧，只有几个领导同志和设计人员。试飞一切正常，可谓胜利成功。但为了经受时间考验，次日起至11日止，又试飞了13个小时，14次起落，结果再次证明，飞机性能完全符合设计技术指标。

1954年7月25日，车间主任盖士芳召开职工大会，传达厂部拟在飞机场举行我国首架飞机竣工典礼大会，并宣布了几条纪律：一是以车间为单位整队步行几里入场，二是自带干粮、饮水前往，三是不得中途离场私自回家，四是确保安全，不得携带小刀、火柴之类危险物品。

7月26日，我们集体宿舍的年轻人天刚亮便起床，大家兴奋地议论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真幸福，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在我们手中制造成功，从此在航天工业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可不是吗？我们奋战了日日夜夜，今天可以看到首架飞机升上祖国蓝天，我一定要写好这天的日记。”

“时间不早了，我们快去食堂吃早点，不要忘记还要带好馒头、开水哩。”

于是我用军用水壶盛满开水，买了几个馒头，戴着草帽，拿着折扇来到车间门口排队，雄赳赳地迈开矫健步伐，向飞机场进发。这天晴空万里，可是异常闷热。进入会场后，大家席地坐在划好的位置线内。因个子不高，我坐在前排，在那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大会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四周红旗招展，迎风飘扬，上面悬挂的横幅上写着“庆祝第一架飞机制造成功大会”，中间是毛主席像，两边是国旗，台上坐着中央二机部、航空工业局、省委、省政府、南昌市及厂领导同志，还有专家组长及夫人，报社、电台的摄影师忙个不停。庆祝大会在雄壮国歌声和鞭炮声中开始，几位主要领导相继讲话，热烈颂扬我国试制的飞机光荣诞生。露天会场上一万余人掀起了一阵阵的掌声，那壮观场面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