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4岁风华正茂的徐悲鸿，为了学习西方绘画技法，告别了亲友们，满腔热情的登上了去欧洲的远洋轮船。1919年5月中旬他到达了被世人称作艺术殿堂的法国巴黎。

1920年，矢志探索救国真理和革命道路的周恩来，也来到了欧洲，也旅居法国巴黎。

1924年的一天，周恩来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的英烈。恰在此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位专心致志写生的青年学生，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异国他乡遇同胞，两人倍感亲切。

就这样，周恩来与徐悲鸿在巴黎相识了，振兴祖国、振兴民族的一致志向，使他们成了朋友。

协力救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分管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当时，曾拟聘用徐悲鸿负责绘画木刻方面的工作。徐悲鸿接到友人田汉的邀请信后匆匆赶到武汉，不料却遭到了国民党人的冷遇。徐悲鸿即愤然离去。随后，他曾想组织中央大学绘画系学生到湖北信阳及山东台儿庄等作战地写生，也因国民党人从中作梗，而作罢。他一度到南洋等地举办画展，将所得收入用于救济祖国的难民。这一时期，他忧国爱民、为民族独立的斗争思想愈发强烈，用手中的画笔作投枪来英勇不懈地战斗，满怀热情地创作了象征人民坚忍不拔意志的巨幅国画《愚公移山》，以坚定大众抗战必胜的信念。

徐悲鸿追求真理，敢于仗义执言。在蒋介石50岁生日前夕，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张道藩来到徐悲鸿家，请他为蒋介石画幅肖像，徐悲鸿严词拒绝。他说：“我的兴趣在抗日救国，假如抗日民众要我画像，我将不胜荣幸！”在1942年10月，当徐悲鸿在全国木刻展览会上看到解放区展出的作品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庆幸自己“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个卓绝之大艺术家古元”。他说：“我自认不是一位思想有了狭隘问题之国家主义者，我惟对于还没有20年历史的中国新版画界已诞生一颗巨星，不禁深自庆贺。”

对这一切，周恩来深知一二，对徐悲鸿的人格品质、画德画技，他更是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赏识了。

对于徐悲鸿这么一位爱国、正直且才华出众的画家，周恩来一向十分关心。1945年初春，当他听说徐悲鸿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与过度的劳累陷于贫病交加的境地时，周恩来特意委托郭沫若带着延安的红枣和小米来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前去看望。

2月5日，住在重庆市区的郭沫若专程来到远郊探望徐悲鸿。

“悲鸿，这是周恩来先生从延安带回的。他托我送给你，并嘱我转致他的问候。他实在太忙，不能亲自来看你，十分抱歉。”郭沫若亲切地说着，一边从手提包中取出两个纸包递交给廖静文。

廖静文打开纸包。徐悲鸿看着红艳艳的枣子和黄澄澄的小米，苍白的脸上泛起了光泽。他伸手轻轻地拨弄着它们，然后，拿起一个枣子，在手掌中轻轻地摩挲几下。随后，他看着郭沫若，有些激动地说：“请你代我向周恩来先生致谢。你不辞路远，亲自送来，真使我受之有愧。”

徐悲鸿和郭沫若亲切交谈起来，内容十分广泛。当谈到当前的时局时，徐悲鸿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但他们对未来都抱有乐观的看法。当谈话转到目前急需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有利于抗战的共识时，郭老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份亲手起草的题为《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文稿。徐悲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以呼吁当局及早实行民主，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个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挽救中国的危机。

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这份有312人签名的《进言》，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徐悲鸿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一再威胁，一如既往大义凛然地坚持自己的坚定立场：“我签的名，我负责到底！”拒绝撤回自己的签名。这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6年7月，刚刚接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的徐悲鸿离开重庆北上。途经上海时，去看望郭沫若。当徐悲鸿向郭沫若告辞欲走出客厅时，迎面碰上了刚进来的周恩来。

周恩来热情地走上前来，伸出强劲、温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徐悲鸿的手。当周恩来听说徐悲鸿要去北平接办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立即兴致勃勃地说：“好啊！应当去。”

当时国共谈判陷于破裂的边沿，徐悲鸿的许多朋友劝阻他北行，认为北方很不平静，而且南京是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认为他作为一个著名画家应该留在南京为好。然而，周恩来却鼓励他去北平。周恩来明澈的眼睛炯炯发光地看着徐悲鸿，笑容满面地说：“徐先生，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徐悲鸿听着周恩来鼓舞人心的话，深深地点了点头。后来，在给友人的信里，徐悲鸿谈到这次与周恩来相遇的情景时，说：“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对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

徐悲鸿到任后，将“艺术至上”的牌子醒目地挂在北平艺专的校门口，以保护进步师生。之后，他拒绝了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开除参加北平“五二○”大游行的高庄、李宗津和冯法祀等教授的要求。辽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当局电令北平艺专南迁，要求把北平艺专一大批美术界、音乐界的中坚力量，及艺专的设备搬到南京去，。

就在这时，徐悲鸿的好友田汉风尘仆仆从解放区来到北平，带来了解放区许多令人振奋的消息，特别是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的嘱咐。

听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戎马倥偬之际，还挂念着北平的文化界，记挂着自己，徐悲鸿惊喜、感动不已。

呕心沥血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从各个方面都给予徐悲鸿极大的信任与关心。

1949年，在一个春意盎然、万物生辉的日子里，为庆祝北平的和平解放，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被邀请者是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徐悲鸿自然也在被邀之列。

徐悲鸿步履轻盈、满面春风地来到宴会厅。不一会儿，掌声骤起，徐悲鸿见周恩来精神矍铄地走了进来。周恩来面带微笑，不停地与客人们握手，向大家一一问好。当远远地看见徐悲鸿时，周恩来穿过人群，走到徐悲鸿面前。他紧握着徐悲鸿的手，高兴地说：“悲鸿同志，我们又见面了！” 徐悲鸿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连连点头。

周恩来微微扬起头，笑得更加欢畅了。随后，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徐悲鸿的身边，像一位老朋友一样，亲切温和的询问徐悲鸿的健康状况，询问美术界的情况……

听完徐悲鸿简短的叙述后，周恩来带着沉思的神情说：“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南京、上海和全国很多地方都还没有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说着，周恩来站起来，真诚而亲切地说：“你还要好好注意健康啊！”

最后，周恩来说：“正准备找你，今天先见到了。我们胜利了，人民把建设祖国的新任务交给我们，你看，假如把艺专改为美术学院，你就任院长好不好？驾轻就熟嘛！很多工作会压到你肩上，我想，你不会拒绝吧？……不过，我记得你患有胃病，你应该去检查、治疗，我们有自己的医院和大夫了嘛……”

宴会将要结束时，徐悲鸿收到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悲鸿同志：请稍留步。周恩来。”徐悲鸿一阵心热，激动万分。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和徐悲鸿很随意地在一起交谈着，两人谈得十分融洽和愉快。周恩来说：“你的作品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也吸收了西画的技法，融汇中西，使它和民族的绘画相结合，别出新意，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徐悲鸿连忙谦虚地说：“周副主席，在艺术问题上，我也是在学习、探索，离时代的需要还差得很远呢，您的评价太高了。”

周恩来接着诚恳地说：“我很赞成你的探索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创造出那么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来。我们希望你坚持下去……开拓出更美好而宽广的艺术道路来！”

周恩来还说起他很喜欢国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说它代表当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他还说，毛泽东看到国画《逆风》时，曾经赞扬它很具时代感。因这幅画作于1935年，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它却反映了弱小力量顶风前进，很具有鼓舞作用……

当周恩来问及今后的打算时，徐悲鸿回答说：“美术作品照我看，好像戏曲，一定得是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才好……以后在美术创作上，我打算往这方面去努力。”

周恩来点头表示赞同。

1949年3月世界和平大会，徐悲鸿受周恩来委派，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成员。周恩来非常关心这次出国的代表，亲自过问他们的行程和行装。考虑他们年龄都比较大，经受不了西伯利亚的严寒，于是，细致周到地安排医护人员，还特地让有关部门为每位代表做了一件皮大衣。

5月25日，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便宴，迎接代表团归国。徐悲鸿夫妇有幸被安排坐在周恩来这一桌。当时，南下的解放大军正势如破竹，捷报频传。周恩来谈笑风生，宴会厅里洋溢着豪迈、欢快的气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后，周恩来又亲自任命徐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的美术事业。

1949年下半年，徐悲鸿写信给周恩来，请求派艺专的师生参加北京郊区的土改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实际生活的锻炼，对学生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全国英模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徐悲鸿不顾体弱多病，创作了油画《骑兵英雄邰喜德》，并画了《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作品。徐悲鸿擅长画马，他创作了不少栩栩如生的奔马作品赠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他还在一幅送给志愿军的笔墨奔放、造型优美的奔马图上题写了诗句：“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以此表达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赞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周恩来对这一幅图和这首诗句十分赞赏。1956年，一位国际友人拿了一幅珍藏多年的徐悲鸿奔马图，请周恩来签名留念。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倾刻间便挥笔写出：“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并注明这是徐悲鸿的画马诗句，充分体现了他对徐悲鸿绘画艺术的尊重、理解与欣赏。

1951年春末，徐悲鸿为创作一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巨幅油画，到山东导沂水利工地体验生活，返京后不久便因突发性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要挑选最好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由西四中央人民医院的院长钟惠澜先生亲自担任组长，尽最大努力进行抢救。

周恩来在百忙中仍然惦记着徐悲鸿的病情。已是深夜时分，他还打电话给钟惠澜院长，关切地询问徐悲鸿的治疗情况。周恩来还委托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到医院探望，并嘱咐他给徐悲鸿送去一束美丽芳香、生机盎然的鲜花。当徐悲鸿得知鲜花是周恩来特意送给他的时，感动不已。以后，周恩来又委托郭沫若多次到医院探望徐悲鸿，捎去他的关切与问候。

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徐悲鸿偕夫人前往中南海拜会了周恩来，亲切地促膝交谈。徐悲鸿谈了美术界的近况，谈了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问题，也谈到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等话题。

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并微笑着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发展，停滞了就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更加丰富。”他思索了片刻，继续说，“国画以后也不一定叫国画，对其他画种来说，有惟我独尊的意思。”

徐悲鸿接过话说：“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叫它彩墨画。”

周恩来含笑点点头。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这天，徐悲鸿很早就到了会场坐在主席台上的他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恩来为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间休息时，周恩来担心徐悲鸿虚弱的身体支持不下来，劝他可以提前退席，早点回去休息，徐悲鸿没有同意。他坚持一定要听完周总理那精辟动人的报告。

会后，徐悲鸿又赶往国际俱乐部参加欢迎波兰代表团的晚会，过度的劳累使他的脑溢血症复发。徐悲鸿再次被送往医院。

周恩来知悉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马上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亲自组织抢救。然而，由于病情过重，9月26日，徐悲鸿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

当天下午，周恩宋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北京医院，向徐悲鸿的遗体告别。他久久地站在徐悲鸿的遗体旁注视着。对这位优秀艺术家的过早逝世，表示了极大的惋惜。

随后，周恩来问旁边正准备从徐悲鸿头上翻制面模的雕塑技术工人：“你有没有把握翻好？”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周恩来又嘱咐这位工人一定要小心仔细。而后，他极其沉重地对在场的人说：“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为什么让他带病从早至晚开会？以后决不允许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他的声音发着微颤，既沉痛，又严峻。他缓慢地转过身来，嘱咐身边同来的文化部领导人周扬亲自守候徐悲鸿的遗体入殓。

1953年12月，徐悲鸿纪念会和徐悲鸿遗作展览同时在北京举行。周扬代表党和政府作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徐悲鸿的一生和杰出的贡献。周恩来亲自观看了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的徐悲鸿的遗作展览。周恩来缓缓停留在每一幅作品前仔细欣赏着，甚至连画面上的题字也不放过，时不时给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当看到徐悲鸿生前亲笔书写的鲁迅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时，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在重庆时，徐悲鸿就有着这种精神！”

而后，周恩来神情庄重地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这样，能好好保护徐悲鸿为祖国留下的这些艺术珍品。”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54年9月26日，即徐悲鸿逝世一周年之际，以徐悲鸿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建立，不久，便对国内外观众开放。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悲鸿故居”匾额，表达了他对徐悲鸿的尊重与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 蒋淑宁）

文自《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