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驻扎在上海最为繁华的南京路上的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事迹被搬上舞台、拍成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指导员路华，连长鲁大成，3排长陈喜，5排长赵大大，新战士童阿南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迅速被众多观众喜爱，他们的故事至今还珍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伴着这首嘹亮军歌的响起，拍摄于1964年的经典老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春妮”陶玉玲、八班长“赵大大”袁岳、三排长“陈喜”马学士、老班长“洪满堂”刘鸿声等老艺术家，扮演女特务曲曼丽的姜曼璞，以及当年“好八连”的第二任指导员王经文在40多年后重相聚，他们有多少道不完的回忆，诉不尽的离愁：当年银幕上的那些老“哨兵”现在过得还好吗？这部戏的幕后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

“老班长”刘鸿声：我是乡巴佬进了文艺圈

在电影里，老炊事班长的戏其实只有几个镜头。可就是这几个镜头，却让观众永远记住了那个胡子拉碴的老班长刘鸿声。刘老已年近八旬。他拄着拐杖，尽管有些步履蹒跚，但他那股精气神儿却还和老班长一样。

谈起自己近60年的从艺生涯，刘老激动地说自己演“哨兵”那段日子是他人生最黄金的时期。他16岁参军，打过机枪、扛过小炮，还参加了不少战役。后来，全军扩大文工团，他便和十几个小战士一起，被吸收到部队文工团，从扭秧歌、打腰鼓学起，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乡巴佬，就这样进了文艺圈。后来当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文工团时，刘鸿声就被破格从胶东军区到了“南京前线话剧团”，真正开始了专业表演生涯。
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名导演郑君里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他，让他在电影《枯木逢春》里扮演了一个党代表的角色。在《枯》剧组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老艺术家上官云珠。刘老高兴地说，我一生没拍过多少电影，却有机会和上世纪30年代最红的导演和演员合作，“我受益匪浅。”

刘老介绍：“我演的班长是替补的。拍《霓红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时，我正在外面拍电影《枯木逢春》，等我回来时所有的角色都分配好了。就在这时，原来演老班长的演员突然调走，于是我就作为替补上了戏。我演老班长这个角色是有参照人物的，他就是我原来所在班的老班长。他是一个热心肠，他把战士们当成他自己的兄弟。我记得有个小兵有尿床的毛病，班长每回都悄悄地帮他洗晒裤子，不让别人知道。训练时，几百号人在一个大操场上，班长让我们每个人带着粪筐，收操后把收拾好的两筐粪给房东。我对他印象深刻。”

虽然后来炊事班长这个角色让刘老先生成了名，可是最开始，他可不愿意演。刘老说：“那时候我一向是以演小生见长，什么连长啦，书记啦，属硬派小生类的，现在让我来演个老头，我不愿意。硬着头皮上了阵，演着演着就着了迷。这个角色戏不多，但是却最有味道。我在连队里职位最低，老炊事班长，给大伙做饭的，一般的小战士都不愿干的，可是我却辈分很大，春妮、陈喜都得管我叫大叔。我的级别比陈喜低，但是却可以教训陈喜，因为老班长又是党支部委员。后来我是越演越来劲了……”

刘老说自己这一辈子大小角色估计演了一百多个，即使现在退下来了，心还悬在舞台上。“陈喜”马学士：我和陈喜一样有个贤惠的妻子
马学士在剧中扮演的“陈喜”很有“味道”且独具个性，因此被观众喜爱。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的马学士十几岁就当了通讯兵，军人父亲为了让他学文化，就把他送到部队文工团。没想到他这一辈子与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后，马学士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他是那一届里唯一穿军装上艺校的学员。两年后他回到前线话剧团。他演的第一个电影叫《上海风暴》。他说：“我演《霓红灯下的哨兵》剧时正好是我人生最成熟的阶段。记得当年毛主席看了我们的戏与我们握手时，他老人家对我说：‘你演得好。’这句话至今让我感到很幸福很自豪。后来，我复员到了大连，再后来我被招回到武汉军区话剧团工作，一直在舞台上表演，直到离休。我这一辈子爱军营，爱连队生活，我几乎把部队所有的角色都演了个遍，真是过瘾。”离休后，马老唯一的爱好就是游泳，已是70多岁的人了仍能坚持这项运动，实在不容易。现在，他和他的爱人张忻珍（也是前线话剧团的演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生活过得非常充实。谈起他们的浪漫爱情故事，马老坦言，他和银幕上的陈喜一样有个非常善良贤惠的妻子，“她是我的‘形体教官’，我是她的学生……”在谈起银幕上的“妻子”时，他说“我和小陶（指陶玉玲）多年来都有电话往来，逢年过节会问声好。前些年我们俩还在一起演过一个小品，‘欢送我们部队战士进驻香港站岗’。后来我提议干脆改为‘送孙子去当兵去站岗’好了，毕竟岁月不饶人啊”他的爽朗的笑声中充满了对生活的自信。

“赵大大”袁岳：从海战中冲杀出来的一匹“黑马”

“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吧！这南京路连风都是香的！”这句经典台词说的就是班长赵大大——他性格耿直，作战勇敢机智，但没文化，不懂政策，思想转变慢，对战友却肝胆相照。

年近古稀的袁岳依然精神饱满，他认为这部剧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面对现实解决好各种复杂的矛盾，这个戏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袁岳18岁参军，去了福建前线文工团。那时，文工团既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1955年，他和他的战友们参加了多次海岛保卫战。说起那段特殊的海上军队生活，他充满了激情。袁老介绍，那时他们在海上巡逻，使用的船是“机帆船”和“木头船”，每艘船上最多只能容纳10个人。那时，条件十分艰苦，根本没有像现在这么先进的航海运输设备，白天靠红绿两色旗子对外联络，晚上靠手电筒作业。刚出海时，很多战士因为晕船，连苦胆水甚至血水都吐出来了。有的战友为了苦练海上生存本领，几乎连性命都没有了。那时，他们一边在海上巡逻，一边学习航海知识，完全凭着勇气和感觉在茫茫大海里航行。多少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他们在海岛上巡逻。遇上了台风，帆船触礁了，眼看着海水进入船舱，怎么办？只能自救。他们10个人谁也没说一句害怕的话，抱起10条棉被堵住被暗礁撞坏的大窟窿。风中，他们撕碎衣服拧成绳子抱成一团，两天两夜的生死搏斗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自救回到了驻地。还有一次，他们赶上了一场海上恶战。炮火声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个战友被炮弹打中而倒下，在那一刹那，他端起冲锋枪掩护另一个战友猛烈地向敌人开火。他说那时他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军人，什么是军魂。

告别汹涌的大海，告别无数个让他难忘的海上明月，袁岳被调到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参加《霓红灯下的哨兵》的拍摄。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电影的拍摄，因此非常有激情。

“文革”后袁岳不得不转业去了上海。后来，被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参演过《405谋杀案》、《好事多磨》、《苦恼人的笑》、《青春》等影片的拍摄。如今已退下来的他幽默地说：“青山在人未老啊！”他说自己这一生没有刻意追求过什么，也无不良嗜好，只因拍片子熬夜为提神学会了抽烟，至今想改也改不掉了。现在，袁老的社会活动依然很多，他经常下部队，希望像他年轻时在海上拼杀时那样，有使不完的劲。

“春妮”陶玉玲：春妮让我感觉生活没有苦只有“甜”

岁月虽然增加了陶玉玲的年纪，但看上去她依然面容秀美，笑靥甜蜜。她扮演的春妮，不但是位好军嫂，还是一个优秀的支前模范。“那时，我为了演好春妮，下部队生活了一个多月。在大街上扶老携幼，帮助工人师傅拉板车、运材料，帮助部队食堂做饭，还去连队家属院进行家访。”春妮的贤妻良母形象，成了很多兵哥哥的“梦中情人”，因此陶玉玲每次下部队演出，许多战士非常大胆地对她说心里话，“要找对象就找二妹子和春妮这样的好姑娘！。”春妮说：“我都成了大家的偶像了。”演了春妮后，好多人见了她就说：“这不是春妮吗？”那么多人认识我，怎么办？所以有时我出去戴个大口罩，别让人认出我。”

像孩子般纯真直率的陶玉玲在生活中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二妹子”和“春妮”。她说：“我上银幕非常偶然。”那是1957年，陶玉玲在部队演话剧《东海最前线》，深受战士们的喜爱。此时，八一厂准备筹拍故事片《柳堡的故事》，摄制组正在全军各文工团物色二妹子的人选。影片的两位编剧——胡石言、黄宗江看过《东海最前线》后，便向导演王苹极力推荐陶玉玲。摄制小组因此不远千里跑到南京，没想到她却随文工团下部队到杭州演出去了，他们就一直追到杭州，等到杭州却得知她去了舟山群岛，一路辛苦的他们赶到舟山群岛才找到她。但找到陶玉玲时，摄制组的人吓了一跳，由于连续的演出，陶玉玲的眼睛被感染肿起了一个大包，用她自己的话说：“简直大得要命的包，别人说我是独眼龙，独眼龙怎么也上不了银幕啊，但是王苹导演认为我在气质上和二妹子像，我就这样走上了银幕。”

1964年底，影片顺利完成。在《霓》演出告一段落之后，她还随同以田汉为团长的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出访过朝鲜。回国不久，陶玉玲被扣上“积极贯彻文艺黑线的宠儿”、“追求三名三高的艺术尖子”等罪名。她所扮演的二妹子和春妮，也被定为“干扰和腐蚀我军革命战士，瓦解部队战斗力，破坏部队纪律的中坚人物”。陶玉玲被迫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来到南通晶体管厂，当上了一名和舞台表演工作没有丝毫关联的普通工人。从那以后，陶玉玲经历了人生许多的风雨。

后来，在陶玉玲回到八一厂参与了不少影片的拍摄。不过，都是演一些奶奶级的人物。正当陶玉玲生活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厄运又残酷地降临到了她的身上。十多年前，她脸上长了恶性肿瘤，后来被确诊是癌症。但她却自豪地说：“春妮让我感觉生活里没有苦只有甜。”前不久，已经70多岁的她参加了电影《任长霞》的演出，还参加了像《风流羊角旗》、《中国奥运第一人》等影片的拍摄工作。现在身兼北京关心青少年协会副会长一职的陶玉玲仍表现出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的使命感，希望中国当下的电影人能拍出更多优秀的主旋律电影，给青少年以良好的道德教育和艺术熏陶。

“连长”宫子丕：以死抗争，表明自己的无辜与清白

扮演连长鲁大成的宫子丕是演指导员的“专业户”，电影《上甘岭》里那个受了重伤、失明的指导员也是宫子丕饰演的。他还在《雾》、《抓壮丁》、《刘胡兰》、《战斗里成长》、《东海最前线》等剧目中，饰演过不同类型的角色。

“文革”中，他因为口无遮拦而掉进被打倒的无底深渊。当时，宫子丕与陶玉玲等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勒令交代各自所谓的问题。性格火爆的他，哪能忍受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身，不甘受辱的宫子丕毅然决然地从二楼愤然跳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己结束自己铁骨铮铮的短暂一生，以死表白自己的无辜与清白。马学士说，他现在最怀念这位多才多艺的老战友，他说：“那个扔袜子时对着镜头说的那句‘你的检讨就从这开始吧’，就是宫子丕自己加进去的，他演什么像什么，创造了很多性格化的台词和符合人物性格的生动细节。他的离去，至今令我伤心，我非常敬佩他。”

“童阿南”廖有梁：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

剧中，廖有梁扮演了一个与资本家女儿产生爱情纠葛的新战士童阿南，年轻英俊又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那时，廖有梁演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很吸引人，浓黑的眉眼，显得特别精神。虽然40多年前，还没有偶像明星之说，但他绝对够得上偶像的要求。

据刘鸿声老师介绍，廖有梁原来就在国民党旧部队里当过指导员。解放后，他进了部队文工团，当初是分在“美术组”，能写一手好钢板字，后来因为长得帅，就进了舞蹈组当演员。没想到他很有灵气，表演欲望特别强，模仿许多著名的大人物简直惟妙惟肖到令人赞叹的地步。拍完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后，廖有梁与武汉军区的一个舞蹈演员结了婚，并很快有了一个儿子。“文革”之后，廖有梁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复员到上海青年话剧团，执导了反映上海武警一支队十中队“新八连”事迹的电视剧《霓虹灯下新哨兵》，并参与了故事影片《都市里的村庄》和《在被告后面》以及电视连续剧《济公》等影视剧的拍摄。廖有梁夫妇到了上海后不久就离了婚，“他爱人到了美国，把儿子也带走了，从那以后，廖有梁就一个人在上海，孤苦伶仃的。”廖有梁没有再婚，晚年时很孤单。“每年‘好八连’搞活动，都会请我们这些老演员来聚一聚。每次看到廖有梁都感觉他老了。”晚年时，他分了一套住房，在装潢时，却一下被人骗去了好几万块钱。这给了廖有梁极大的打击。2002年，新房子终于装修好了，可是廖有梁却一病不起。“最后连新房子一次都没住过，就在医院里去世了，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只留了一盒录音带，里面记着他的遗嘱，还有和老战友告别的话，只有一句——‘能够活着，多好啊！’”

“老工人”丁尼：曾经一度在废弃的车上度日

在《霓》中扮演老工人周德贵的是一位很有艺术才华的老兵丁尼。“文革”后退伍去了济南，他曾在故事片《战上海》中塑造了的我军前线总指挥方明军长的银幕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非常令人尊敬的老人。据说在济南的日子里，他们生活得非常艰苦，只能把丢弃在郊外路边的一辆废弃的公共汽车当作栖身之地，一直到后来落实政策，生活才有所好转。但丁尼夫妇生性乐观、开朗，在历经诸多坎坷和磨难中，始终无怨无悔，后来还参加了《奴隶的女儿》和《我的十个同学》等影片的拍摄。刘鸿声介绍，就在丁尼87岁那年，老人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为人为艺令人叹服。

“女特务”姜曼璞：我穿工装裤被总理看出“破绽”

女特务“曲曼丽”的扮演者姜曼璞，这个当年在银幕上很有风韵的“女大学生”特务，给观众留下的竟是一个很美好的形象——外形娇媚，肤色白皙，说起话来细语轻声。她说当年穿着工装裤上场表演时，被周总理看出来了“破绽”，提议赶紧换衣服吧。为了体验生活曾经独自一人在南京路上“瞎逛”，有时故意玩到很晚才回家。她说，第一次演反派心理压力很大。为了表演好那个向陈喜挑逗的媚眼，她对着镜子练了好几天。她说：“后来当总理上台与演员们握手时，还担心过总理不和我握手呢。”
（责任编辑 蒋淑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