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中国》1982年3月1日

　　1935年10月，深秋的一天，我们走进崇文门内苏州胡同内，一所外国人居住的小院落，不太宽敞，但还算清静幽雅。主人和客人在进行毫无拘束的谈话。话题自然集中到当时华北的形势。华北：这时即将被日本侵略者蚕食而去，蒋介石又在妄想塞一块肥肉给这只饿狼，祈求它在黄河以北停步不前……

　　小客厅里的主人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斯诺夫妇。

　　埃德加·斯诺这年30岁。他于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正如一般外国人一样，面貌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客人呢，比斯诺小不了几岁，大约都是20岁刚刚出头的燕京大学学生。由于斯诺于1933年秋至1935年夏在燕大新闻系教过“特写”一课，所以主客之间还有师生之谊。其实，张兆鏖（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王汝梅、黄华（燕大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我（燕大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文书兼膳务部长）都没有上过他的课。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已辞去燕大教席，专任纽约《太阳报》的自由投稿记者。
燕大，这个美国教会学校的特殊环境，对我们的革命活动是非常有利的。

　　在燕大，有个别美国教授当时和后来证明都是诚挚友好人士，成了我们新中国的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斯诺夫妇更是主动地、积极地帮助我们。他们没有洋大人那股子架势。他们爱谈形势。这是职业给他们带来的特点。我们愿意和他们交朋友，主要是由于这个特点。当时北平的各报，只登一些国民党的官方消息。所谓华北“特殊化”问题，各报一字不载，而人们心头焦急的新闻，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斯诺家里消息灵通。华北“特殊化”到底是哪五省，有没有平、津二市，南京态度怎么样，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4个师长怎么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怎样进逼……

　　红军正在向陕北进击，也许还要进入华北，以阻止华北“特殊化”。红军司令部到底在哪里，兵力怎么样，装备怎么样。消息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这一股子抗日力量确实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在斯诺的小客厅里，谈谈红军、共产党之类的话题是“百无禁忌”的。

　　我们渐渐摸清了斯诺的政治态度。他是同情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最后会取得胜利，他寄希望于中国知识分子。他不是在“冒险家的乐园”里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商人，也不是在十字架下念念有词的牧师。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信奉的学说不抱偏见。在美国人的一般政治态度中，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好始终不变。1970年毛泽东同志高度地赞扬了斯诺的这种崇高的品质。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总不能老这么打听消息。

　　我们几个进步同学已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们研究了学生会的章程，又没有可以允许进行政治活动的规定。于是我们就以个人的名义发起组织了两个群众团体：一个是东北问题研究会，一个是时事座谈会。参加两个团体的各有二、三十人，每星期五晚上聚会一次，顶多两小时。在同学中，我们变成了消息灵通人士。大家都渴望这个星期五，我们发现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了。

　　人越来越多，提出“怎么办？”的人也越来越多。说老实话，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有时是愤慨的控诉，有时是低声的沉吟，有时是渺茫的希望，有时是焦躁的唾骂。国民党不抵抗，而且不许群众谈抗日。有谈抗日者“杀勿赦”，有谈抗日者就算违反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都在踌躇满志，在镇压群众的抗日情绪上，都在自鸣得意。但是暂时的沉默，并不等于永久的哑巴。当时我们还不能在群众性的聚会上公开点出蒋介石，更无法说出红军正在北上抗日。

　　我们又出了一个主意：秘密编辑壁报，偷偷张贴出去。我记得连出两期，贴在穆楼。上面没有编者署名。壁报图文并茂，很吸引人。课前课后和课间休息时，观者如堵。但是，贴了只有一天，不知被什么家伙收走了。

　　不署编者姓名的壁报说出了当时环境中还不允许公开说的话，反独裁、要民主、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团结抗战的色彩非常鲜明。在壁报上，我们公开说出了红军是我们的希望。在第二期上还报道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德国共产党人对纳粹的反抗以及日本并吞华北的野心。第二期上还剪贴了七、八个圆形人像——鲁迅、巴比塞、高尔基……而最触目的是宋庆龄。上面加了一个横贯全版的大标题：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

　　“能不能给孙夫人写一封信？”我们和斯诺商量。

　　“行啊！我认识她，我可以负责把信交到她的手里。”

　　他的回答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喜悦。我们立刻用英语起草信稿，斯诺夫人立刻打了出来。信里陈述了我们的情绪，表达了我们的苦闷，并向孙夫人请教：“怎么办？”

　　为了防止出事，信末没有署名，只是写着燕京大学的几个学生。
 
　　据黄华同志回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当时正好住在斯诺家。这封信是请她带往上海的。信发出以后，我们日夜悬念，不知能否得到回信。我们尊敬孙夫人。当时她正在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我们知道她的生活是和进步事业联在一起的。然而，正因为如此，她遭到蒋介石的迫害，行动不能自由。报纸上从来不刊登有关她的进步活动。她是被迫和人民群众隔开的。

　　十几天以后，还是在盔甲厂十三号，我们从斯诺手里得到了孙夫人亲笔签名的回信。她在信端称我们为Dear students（亲爱的同学们）。她赞扬我们的爱国精神，她斥责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她告诉我们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苦闷，也不能只是埋头读书。

　　“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这是孙夫人对我们发出的殷切期望。
 
　　我们把孙夫人的来信，在几个熟识的同学中间传播。我们悄悄地商量着。1919年的5月4日；1926年的3月18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这一幕一幕的斗争纪录在我们的脑际萦回。我们要有所表示，但是怎么表示呢？

　　斯诺夫人爱激动，说起话来象机关枪：

　　“你们游行！用稻草扎一个假人，在它身上写上‘华北’二字，把它放在棺材上抬去埋葬，用这个办法告诉群众，华北即将灭亡！”
 
　　我们觉得这个办法不行，太美国味儿了，而且不够严肃。

　　斯诺夫人大声抗辩，脸上泛起冲血的红晕。她身材修长，有几分窈窕。这年她27岁，也算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美国青年妇女。

　　我们热烈地讨论着，一直把话题带回到我们的宿舍里。

　　这时，我们多了两个新朋友。一个是David俞。中文姓名是什么，我们当时没有弄清。在斯诺的小客厅里初次相见时，他们夫妇就叫他David。
　　还是David有主意，他主张先争取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不然我们无法上街。据他自己对我们说，他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他已经知道我们几个人的政治态度，他常来找我们聊天。他的谈吐象磁铁，一下子就把我们吸住了。看来，他不像是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学生。我们在背后议论，但又不便多做议论。总之，我们很佩服他。他一来到我们宿舍，几个同学就不肯把他放走。有一次，他就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勉强睡了一晚。次晨，我们醒得迟了一些。为了赶校车进城，他错把我的一双布鞋穿走了。

　　还有一个新朋友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姚克广。他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常常到燕大找几个同学谈新文字问题。为了防范特务的侵扰，当时我们已经懂得不要随口呼喊姓名。我们仿照称呼David的办法，给他起了个代号叫Yorker。他来的次数更多，燕京、清华毗邻而居，往来更方便一些。他也是受我们欢迎的朋友。David和Yorker见解相同。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使我们完全信服。

　　俞和姚都是斯诺家里的常客。俞身材单薄，个子不高，象是个文弱书生。姚体格宽广，走起路来很有力气。这一胖一瘦和我们年龄相仿，但在政治上起码比我们大几岁，其中俞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一些。我们不仅仅是在思想上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工作方式上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我们常常议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能不能搞点合法斗争呢？

　　我们决定先争取言论自由。你国民党在南京公布了一个训政时期的《约法》(1931年6月1日公布)，那好呀，你就给我们兑兑现吧。

　　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宣言》，揭露国民党杀戮青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

　　平津十校学生要求国民党政府“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诚以国势如斯，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责任，奋起救存；桎梏一日早去，吾民即能早尽一分责任也。”

　　这个《宣言》是燕大学生自治会委托哲学系研究生高名凯起草的。为了适合当时报刊的文风，起草人使用了浅近文言。我们把《宣言》寄交平津各报，当然没有一家发表。

　　这个《宣言》在反动统治下自然是不会流传得很广的。但是，在平津十个院校年轻人的心灵上是不会不引起一阵思索的，虽然在发表《宣言》的平津十个院校里，也不便公开议论。

　　深沉的黑夜啊，你为什么还不现出黎明的曙光？

　　终于，一个耀眼的火花已经冲上长空，它还伴随着给人喜悦的召唤：“年轻人，起来战斗吧！”

　　由于燕大这个校园有某种方便，城里几个学校的同学也来参加某些活动。学生自治会的几个领导人也不断到城里各校去开会。

　　这时，北平学联刚刚成立。活动的方式既公开，又秘密。开会的人都不通姓名，只是互相称呼老×或小×。不知凭个什么介绍，他们就会坐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

　　11月1日的宣言发出之后，我们没有想起再开展些什么活动。我们感到我们的责任是一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唤起民众”。一进入12月，我们的工作焦点就集中到要有所行动这一点上来。但是思想准备是更重要的。于是，我们又起草了第二个宣言。和上次宣言相衔接，我们继续提出争取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的自由。宣言公开揭露：“北方各省复有组织特殊政治机构之酝酿”。宣言直接指责国民党政府：“十一月十九日五全代会蒋介石先生对外关系演词中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吾民兹以今日之情形为问：和平岂尚有望？最后关头岂尚未到？尚若固执‘安内攘外’、‘生聚教训’之见，诚恐内部既不得安，外患又与日俱甚，将见亡国之后，适受敌人之‘教训’，资敌人以‘生聚’也”。虽然宣言尚无“抗日”二字，但是人人能够懂得这是一篇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宣言。

　　我们把这个宣言带给斯诺夫妇，他们立刻把它译成英语。

　　天气越冷，我们的活动越频繁。我们期待了很久的号令终于到来了：12月8日，王汝梅从城里带回消息——明天游行！

　　下午从城里来了两个同学。我们躲进未名湖东岸的男生体育馆里，拿着一份北平地图，划定各校的游行路线。燕大、清华沿西郊大道向西直门进发。我们到海甸布店买了几尺布，制作了几幅大标语。我们派定同学担任自行车交通队，还派定同学担任防止坏人破坏的纠察队。所有这些紧张的活动都是在两三小时以内，而且又是在防止走漏消息的情况下进行的。
 
　　当天晚上，燕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会员紧急大会，通过决议——明天游行。

　　事先，我们已经通知斯诺夫妇。我们把宣言、口号、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新华门），对他们说了。12月9日晚上，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封长电报，称这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在北平的外国记者，只有斯诺一人发了一条独家刊载的新闻。

　　北平各报一律没有登载。我记得《北平晨报》和《世界日报》的教育版上全部塞满颠颠倒倒、横七竖八的杂乱广告。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既扣压新闻，又不许在报上开天窗。报社编辑想出了一条聪明的办法，既没有开天窗，又把重要消息“暗示”给读者了。

　　其实北平群众怎么会不知道：12月9日从早到晚城内外都有学生出动，特别是中学同学，他们的家几乎都在北京，难道他们会不知道这天出了大事吗？

　　出于斯诺的建议，12月12日，我们在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由学生自治会副主席龚普生和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财务部长龚维航（龚澎）主持。除斯诺之外，前来开会的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士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等驻平记者6人。至于他们是怎样发的电报，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还是抓紧和斯诺夫妇联系。“一二·一六”大游行之前，我们又把一切准备好了的材料交给他们了。这次的集合点是在天桥。斯诺事前登上正阳门楼。等到我们在天桥开过群众大会，向内城进发的时候，他就拍下了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

　　以后，我在某些史料书上看见选登这幅照片的说明，往往误为12月9日。其实，这是“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的第二次大游行，即“一二·一六”大游行。

　　斯诺夫妇对“一二·九”运动很有感情。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的时候还津津有味地回忆往事。他请陪同人员和他去找找盔甲厂。但是，他哪里找得到呢？这里已成为北京站西半部的建筑物了。

　　尼姆·威尔士女士还留有许多“一二·九”运动中的珍贵照片。她在1971年冬重访中国的时候，还和我们一同观赏这些照片。1978年她又来北京。这一次带了一个电视摄影小组到斯诺经历过的地方拍摄了一套电视影片。

　　这两次，我们都和她发生了一点友好的争论。她认为“一二·九”运动是在斯诺夫妇的小客厅里发起的，而我们却一再恳切地告诉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斯诺夫妇积极支持中国青年的抗日活动，而且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他给我们提供了方便。我们在他的小客厅里结识了我们党在北平地下和已经在党的外围组织肩负重责的领导人。David俞，就是后来的黄敬，Yorker就是现在的姚依林同志。斯诺把我们看作普通大学生，这是很自然的。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他当然不知道。然而，地下党和我们几个人却借用了斯诺的小客厅。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了。

　　斯诺是美国朋友。即使是几个中国青年也不能从党外了解党内的活动，而党内是看得见党外的。党要依靠群众，要在群众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党要把党的口号有层次地交给群众，把这些口号变成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这点道理，当时我们并不十分懂得。我们差不多是在1936年3月前后人党的。即使入了党，下级也不能完全了解上级的具体工作，而上级是了解下级的。斯诺是我们的亲密的朋友，但是他毕竟还是和我们相隔一层。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斯诺认为“一二·九”运动是在他的小客厅里发起的。我们非常感谢斯诺夫妇对我们的帮助。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帮助，这是他们意识得到的。同时这又是对我们党的帮助，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斯诺夫妇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客观上确实是掩护了我们党的地下活动的。

　　1936年春天，斯诺已经和我党北平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经过地下党的介绍，斯诺辗转进入陕北苏区。黄华在7月初抛弃了他的大学毕业考试，随后也进入苏区。

　　1936年夏天，斯诺在保安曾向毛主席汇报他所亲历的“一二·九”运动。尽管在此以前毛主席会从平津和华北一带地下组织了解到这次运动的经过，但是，他还是很有兴趣地听了斯诺的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