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你不是喜欢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二十六年了，我比你住得还长，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这段文字出自84岁高龄的邓颖超之手。

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之际，邓颖超睹花思人，写了这篇题为《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的散文，怀念逝去12年的周恩来。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相识天津，并不是一见钟情，却在一生的相伴中逐渐积淀成深沉的爱。

相识相爱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 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1919年6月的1天，邓颖超和天津女子师范的同学去参加一次群众大会。邓颖超看见主席台旁，站着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他高高的个儿，红扑扑的面容，蓝色长衫，白色胶鞋，头戴一顶鸭舌帽，看上去文质彬彬。特别惹人注意的是浓眉下的一双明亮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非常锐利。有人告诉邓颖超说：“那个年轻人叫周恩来！”没过几天，周恩来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举行的讲演群众大会了解情况，当时，邓文淑（邓颖超原名邓文淑）正在台上演讲。周恩来不认识这位慷慨激昂、浩然正气贯穿于整个演讲中的女青年。他便悄声问身边一位相识的女士：“她是谁？”“她叫邓文淑，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大约有十六七岁吧？”“不，只有15岁，是我们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所以大家都叫她小妹。”“那么，小妹经常演讲吗？”“常讲的。她是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擅长宣传鼓动，听她讲演的人常被感动得热泪涔涔，所以经常最先站出来讲话。”说话间，邓文淑演讲结束，兴高采烈地跳下台来。不等她小歇一会，与周恩来交谈的那位女士忙热情地喊道：“小妹，你过来一下。”邓文淑赶紧走上前去。那位女士要给双方介绍。“他叫周恩来。”邓文淑机灵地插进来说：“我见过他，就在不久前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就这样， “五四”爱国运动使周恩来与邓颖超他们两人认识了，并逐渐在相互交往中相互有所了解。

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后来，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 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又因为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更甚，而“觉悟社” 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为了斗争，他们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 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来未间断彼此的磷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

据邓颖超回忆，周恩来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很漂亮。所以邓颖超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到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后人问及此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相见成婚

1925年夏天，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位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革命战友，经组织同意结合为夫妻。可这时周恩来在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军事部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脱不开身。而邓颖超却远在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兼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为此，党组织决定调邓颖超来广东区委会工作，一方面配合周恩来，一方面也照顾她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便于他们结婚。周恩来因此写信给邓颖超，要她速来广州。

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进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经过将近两天海上颠簸，轮船从上海抵达广州，邓颖超兴冲冲地下了船。码头上人山人海，她提着手提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焦急地寻找那张她十分熟悉的英俊的脸庞。可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周恩来的身影。是没有收到电报，还是他疏忽大意？可她知道，周恩来做事从来心细如发，记忆力极强，决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但这一次……她百思不得其解。好在邓颖超有周恩来寓所的地址，这时见码头上人渐渐不多了，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怀着郁闷的心情向他的住处走去。

而这时在码头上，陈赓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陈赓转念一想，邓大姐像周主任一样聪慧，在码头上等不到人，说不定自己已经去了周恩来的住所。想罢，他便马上飞快地赶回周恩来的寓所。

果然不出陈赓所料，他一进门房的小屋，就看到一位身着白衫黑裙，面目清秀端庄的姑娘，和照片上的人几乎一模一样。这一下陈赓心中踏实了，他急忙擦擦脸上的汗水，走上前去解释，邓颖超热情地和陈赓握手，笑着说：“谢谢你，陈赓同志，见到你很高兴。恩来工作忙，不来接我没关系，只是劳驾你白跑一趟，很对不起。”

省港罢工委员会设在广东省总工会。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陈赓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教练，许多人都认识他，所以他们没有请人通报，就一直走进了大会议室。屋子里烟雾弥漫，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等正在开会，陈延年也在一边坐着。陈赓悄悄地向邓颖超一一介绍他们。邓颖超一边留神地听，一边四下观望，她在寻找周恩来。

突然邓颖超眼前一亮，她在弥漫的烟雾中，在屋子的一角，看到了一身戎装的周恩来。他正低头写着什么。5年不见，他依然还是那么英俊、洒脱、严肃和深沉，只是比在天津时消瘦多了。

陈赓马上走过去，附在周恩来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周恩来立刻微笑着抬起头，一眼就看到了几年未见、他深深爱恋和思念着的小超。她仍然白衣黑裙，头发乌亮，比前几年更显得端庄秀丽和成熟。他点头向邓颖超投过去两道爱抚的目光。这目光恰好和她双眼相对，这是邓颖超早就十分熟悉的热情的微笑，如今更增添了说不尽的含蓄深情和温柔。她想，他一定会马上走过来和她说几句亲热话。

但是，她等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见周恩来站起来。只见他和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同志热烈地交谈着什么。这时，邓颖超想，他们必定是在商议重要的工作，等他们会开完了，他总会过来的。谁知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和陈延年站起来，也没有向她打声招呼，便一起匆匆地走出了会场。

这一下，可使刚强的邓颖超委屈得几乎要掉下泪来。你这个周恩来，几年都没有见面了，人家千里迢迢来到你的身边，你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说，就又离开了，既使工作再忙，也应该打个招呼啊。邓颖超心里暗暗埋怨着。

聪明的陈赓看出了邓颖超神情的变化。他立刻走过来说，周主任和陈委员长要回区委开紧急会议，他让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实在是对不起！陈赓一脸抱歉的神色。

晚7时多，会议散了。陈赓找好车正要送邓颖超回去，哪知原定子夜的宵禁时间提前了几个小时，他们回不去了。

幸亏陈赓对这里很熟，很快找了一间屋子安排邓颖超休息，还一连说了好几遍对不起。邓颖超反而安慰陈赓：“没有什么，陈赓同志。以前我和恩来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回不了学校是常有的事，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盹就行了。”

第二天邓颖超回到周恩来住处，简单收拾了一下房间，随后到街上吃了点早点，便自己赶到广东区委会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长陈延年热情地接待了她，并说明组织上安排她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还告诉她，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她同时要到国民党广东省妇女部，协助部长何香凝做广东妇女工作。最后，陈延年详细向邓颖超介绍了广东的复杂形势。他说，当前国共两党合作并不顺利，而一些新右派也在蠢蠢欲动，伺机搞分裂活动。我们共产党应该有所准备，要广泛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要坚决支持国民党左派同右派的斗争。昨夜他和周恩来等就是研究这些事。这段时间周恩来工作非常忙，既做党内的工作，又要做统一战线的工作，还要做黄埔军校的工作，有时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希望邓颖超来了之后，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要很好地配合周恩来，照顾好他的生活和身体。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原来，他们不准备举行什么仪式，也不准备设宴请客，一切从简。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见新娘子，还闹着要他们请客。

周恩来见推却不了，便在自己的住所请了两桌客人。他们当中有国民党人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还有共产党人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陈赓、张婉华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
宴会还没开始，来客中有人听说邓颖超在“五?四”时期15岁就当了宣传队长，便提议要她当众介绍一下和周恩来的恋爱经过，一睹她演讲的风采。调皮的陈赓见状还搬过一只矮凳，客厅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开始担心她应付不了这种场面，向她投来了鼓励和信任的目光，邓颖超会意地点了点头。只见她落落大方地踏上凳子，脸色虽然有些绯红，但完全没有一般少女的那种忸怩和慌张。她轻轻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便从容不迫地述说起来。她先从“五 ?四”时期和周恩来相识谈起，接着又讲了他们几年相爱的经过。她侃侃而谈，口齿清楚，声音宏亮，讲得绘声绘色，不时引起人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特别是当她把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给她的那首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她用深情优美的语调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赢得了全体客人长时间的鼓掌和喝彩。

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过后的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也许这聚少离多的生活在一开始就已注定。

1927年4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暂时分离。

痛失爱子

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自己和周恩来孕育的第一个小生命，给21岁的邓颖超带来的不是兴奋和甜蜜，而是担心和慌乱。她刚到广州不久，又刚刚入党，做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左思右想，邓颖超自作主张，上街买了点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

一个多月后，当邓颖超与周恩来再次见面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在她眼里，他一直是温柔、随和的。相识6年来，从未见过他发过火，这一次，她总算见识了。

周恩来对妻子勃然大怒。指责道:“你怎么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便扼杀，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绝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太轻率！”

邓颖超只好耐着性子听着，不住地道歉。直到周恩来一通火发完，她才轻声说:“我知道错了，是我轻率、幼稚，还不行么？”周恩来后来就不再说话。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正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当时蒋介石已经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在严重的政治变故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但他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绝对不是孤立的，广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让邓颖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当时的广州在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之下，4月15日，广州也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交给邓颖超。

那天刚拂晓的时候，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了医院中的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了工友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

 形势危急，幸亏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仗义帮忙，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她们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母亲杨振德通过秘密的登报找人的办法，才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

后来周恩来将邓颖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医院里检查后确认，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有休息好，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很可能今后不能再怀孕了……

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和邓颖超就这样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心心相印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夫怀，相互思念。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40°C。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神志昏迷．由聂荣臻等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

1947年3月，国民党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强时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俊炮之中，于中秋之夜给邓颖超写了信。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颖超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和秘书楚平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楚平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颖超边看边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递给楚平，楚平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西花厅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存好的一片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作为回敬妻子的礼物。这两地的花和叶子后来被装在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他们情深似海的特殊见证。

1960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的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的情况。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便到医院去看望。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都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本书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了，从此以后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可用。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是在他高龄，重病之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

1963年1月，周恩来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周恩来一边与瘦老交谈，一边抱起了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此情景，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

1969年末的一天，邓颖超感冒，头痛发烧。晚上9时左右服过安眠药以后，邓颖超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保健护士小许出去倒洗漱水。没等小许回来，她便自己向床边走去，哪知药力发作快，她走到床边时，险些跌倒。幸亏小许回来得及时，忙把邓抱住，搀扶她坐到床边，同时按电铃叫服务员高云秀帮忙。

这时邓颖超已进入昏睡状态，身体瘫软。高云秀来了仍不放心，便急匆匆叫大夫。当时周恩来正在客厅吃饭，看见高云秀从他面前跑过，立即扔下筷子快步奔向邓颖超的卧室，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床边。一见邓颖超“昏迷不醒”，情急之下，俯身连声疾呼： “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9年9月3日，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战仍在继续，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忧。

周恩来平安返回北京后，毛主席得知总理安全返京，老人家让王海容、唐闻生与他一起向南三鞠躬，以示祝贺。

邓颖超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但她仍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得知丈夫的专机已进入中国领空，并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天所有在家的人都聚集在客厅迎接周恩来的归来。周一进门，邓颖超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顿时目瞪口呆。

周恩来哈哈笑着，把邓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周深深地在大姐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旁若无人。大家对大姐以这种方式迎接总理既感到惊奇，又兴高采烈。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半中，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织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作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了。匆匆前往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当时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画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

同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亲人诀别，邓颖超的心都碎了，她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上写着“战友——小超哀献”。

早在50年 代初，周恩来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曾倡导过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葬。后来，他便与邓颖超相约，死后连骨灰也不保留。那时他说，这一点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 能做到。邓颖超回答说，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周恩来诀别人世后，邓颖超申述了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她生前所在的党支部，遵照她的遗嘱，用曾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将她的骨灰撒向曾撒过周恩来骨灰的江河大海中，从而使两位伟人的恩爱之情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在！

    周恩来曾经说过，邓颖超对他的爱是“热情和理智交织着”。也许正是因为用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爱，他们才能像西花厅的海棠一样，历经春夏秋冬，云卷云舒，依然年年绽放，满树繁花，摇霞映雪，岁岁芳华。